附录二

另外唐军的重要装备那就是陌刀，陌刀非常长，约为三米左右，两面都有刃。最先出现在隋末江南的战场上，由于江南少马，所以步兵手持陌刀用来对抗骑兵。后来则被唐帝国发扬光大，手持陌刀的步兵成为了当时战场上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自古以来军队里面的弓弩手的自卫能力是一个一直解决不了的难题，当骑兵冲近之后弓弩手就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可是唐朝用陌刀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难题。《通典》里面说：“诸军弩手，随多少布列，五十人为一队。人持弩一具，箭五十只，人各络膊，将陌刀、棒一具，各于本军战队前雁行分立，调弩上牙，去贼一百步内战，齐发弩箭；贼若来逼，相去二十步即停弩，持刀棒，从战锋等队过前奋击，违者斩。”从这里可以看出唐军的弓弩手均用陌刀来对抗奔驰而来的骑兵，这样军阵里面最弱的一点也得到了弥补。

当时步兵对抗骑兵主要是用两种兵器，一种是长矛，另外一种则是陌刀。但是这二者有什么不同之处呢？那就是长矛只是用来坚守，不利于进攻，而陌刀则是完完全全的进攻兵器，它的作用不是立足于“不败”，而是用来“取胜”的。陌刀阵对阵型要求不高，士兵们聚拢在一起固然能发挥巨大的威力，“如墙而进，所向披靡”，但是即便是阵型散乱了，照样是威力强大。如“（开元十五年）八月，（萧）嵩又遣副将杜宾客率弩手四千人，与吐蕃战于祁连城下，自晨至暮，散而复合，贼徒大溃。”这些弓弩手正是手持陌刀与敌血战，虽然阵型被冲散也一样威力不减，最后成功的击溃敌人。此后陌刀在唐朝经营西域的时候发挥了莫大的作用，正文中介绍的李嗣业就是使陌刀的第一把好手，他在与叛军决战之时，独立阵头，手持陌刀瞬杀数十人，陌刀之凶悍可见一斑。

唐代刀虽分为四种，真正在疆场上发挥作用的兵器只有陌刀与横刀，可惜陌刀的形制如今已经失传，也没有实物佐证，只能依据古书中的描述画出它们的样子了。

最后引用一段美国著名的中国古兵器研究家对于中国刀剑的评价：

我们的研究至今为止表明了中国的铸剑师们在过去的20个世纪中精巧地制作了兼有如下特性的刀刃：

一个坚硬而且耐用的刀锋。
一个有弹性，能承受打击而不坏的刀身。

在一把刀上，这些特点是互相排斥的。坚硬的钢易碎。有弹性、有弹力的钢是柔软的，并不能保持刀锋的锐利。中国的铁匠以各种不同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而使坚硬和柔软的钢相结合。有三种基本的方法能做到这一点。其中一种叫“包钢”。以坚硬的、含碳量高的钢制作锐利的刀锋外表，在横断面上，像一个“V”字型的装入一个软钢的核心。作为核心的金属经常被折叠以提高强度，或者用锻造的铁来分层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一个包钢的刀刃必须由相当厚度的硬钢套子做成，不然它将在多次的打磨后失去硬度。

一个更普遍的锻造刀刃的形式是“嵌钢”。一个含碳量高的刀锋作为核心，由两块软钢作成的表皮相夹而成。表皮是由交替叠起的铁和钢做成，从而使刀刃在打磨的时候表面上形成一种图案。一个熟练的铁匠能巧妙地处理分层，除了增加刀的结构上的强度外，还能做出很美丽的图案。

最后一种主要的锻造方法是西方知名的“旋焊”。它是由硬钢和软钢形成的双杠做成，在加热和锤击之下焊接成一个简单个体。当锻打和打磨擦亮的时候，其表面将出现如长着羽毛，星型或者漩涡状的形状排列。

其次，中国的铁匠显示相当独创性的地方是在以液体中加热和淬火的方法锻造刀刃。这种技术几乎遍及所有的刀刃制造地区。中国是少数发明与整个刀刃相区别地加热处置刀锋技术的地方之一。这种方法增加了刀刃的强度和切割能力。日本人利用中国和朝鲜移民铁匠的技术，把它发展到最高的水平。

中国铸剑师美妙的工艺，是一种刚开始在中国或者其他地方被重新发现的艺术形式。我们生活在一个每日都出现新发明的时代。当我们开始看见来自形式和功能的结合美丽图案，创造出一把由上好的钢材打造的刀刃时，我们仅刚开始我们对中国装甲工艺的研究。从它们的装饰图形及象征性到刀刃美学巧妙地与功能的结合，这里仍然有许多其他的研究地区等待探索。

最后感谢刀剑论坛里面的朋友所提供的各种刀剑资料以及图片！

参考书目：
《新唐书》宋——欧阳修
《旧唐书》后晋——沈昫等
《资治通鉴》　宋——司马光
《剑桥中国史—隋唐卷》
《关于名刀钢材的一些资料》
《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成就》何堂坤
《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
《中国通史》范文澜
《中国军事通史·第10卷  唐代军事史》
《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郝春文
《九世紀后的西州探讨——兼论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杵文书年代和沙州回鹘的兴衰》　劳心《七至十世纪西藏高原通其西北之路》王小甫
《陌刀与大唐帝国的军事》　李锦绣
《安史之乱后的西域历史》
《吐蕃经略西北的历史作用》杨铭
《孤城遥望玉门关》笨笨狗083　
《混乱年代的复杂人性——“安史之乱”前后的大唐将军们》赫连勃勃大王

附录：
作者：宋毅

由于上次的《大漠孤烟直》里提到了唐朝的横刀和陌刀，在本人在这里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

我国的冶炼技术在整个世界的冶炼历史上一直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从青铜时代开始我国人民就掌握了非常高超的青铜制造技术，到了后期制造出来的青铜武器甚至比同时期世界上的铁制武器还要锋锐很多。在制造青铜器的过程中，我国的工匠掌握了先进的鼓风，合金等高端的冶炼技术，这导致了我国的铁器的发展道路跟世界上铁器的发展并不一样。

我们通常说的“铁”分“生铁”和“熟铁”两种，包括“钢”在内，都是以铁（Fe）和碳（C）两种元素为主的一种合金。人们通常把含碳量在百分之○·○五以下的叫熟铁，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的叫钢，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六·六七的叫生铁。

人类早期炼得的熟铁通常叫块炼铁，它是铁矿石在八百到一千摄氏度左右的条件下，用木炭直接还原得到的。出炉产品是一种含有大量非金属夹杂的海绵状固体块。块炼铁和生铁比较起来，有如下几个缺点：一是它不能从炉里流出，取出铁块时，炉膛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不能连续生产，生产率比较低，产量比较小。二是成形费工费时。三是所含非金属夹杂比较多，要通过反复锻打才能排除。四是含碳量往往比较低，因而很软。生铁的冶炼温度是一千一百五十到一千三百摄氏度，出炉产品呈液态，可以连续生产，可以浇铸成型，非金属夹杂比较少，质地比较硬，冶炼和成形率比较高，从而产量和质量都大大提高。由块炼铁到生铁是炼铁技术史上的一次飞跃。

国外一般是先有块炼铁，经过长期缓慢发展之后才有生铁。欧洲许多地方的块炼铁是公元前1000年前后发明出来的，但是直到公元十四世纪才有生铁。我国却不是这样。我国冶铁术大约发明于西周时期，比欧洲晚，可是它一经发明，不久就出现了生铁，后来者居上，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发明并使用生铁的国家。即便是这样，可是我国在兵器制造方面当时却并没有大量的使用铁作为材料，而是继续采用了青铜器，铁器基本上是用来制造农业用具。因为拥有世界上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技术，我国的兵器装备由铁过渡到钢的时间极其的短，最晚在西汉我国就有了成熟的炼钢技术，这个时候我国的兵器可以说领袖群伦的，当时拥有这样精锐武器的汉家儿郎一个能敌五个匈奴兵这可不是胡吹乱侃，而是有先进的技术作为后盾的。

汉朝的军刀柄都有环，因此被命名为环首刀，但是到了隋唐，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战刀式样，那就是横刀。横刀吸取了百炼钢和局部淬火的技术，再加上当时的覆土烧刃和包钢的技术，形成了新式的中国战刀。这里再介绍一下包钢和夹钢的制造兵器的技术：包钢是在V字形的高碳钢中夹入较软的低碳钢；而夹钢则是在两层低碳钢中间夹上一块高碳钢，这两种技术都体现了“好钢用在刀口上”这一制作上等刀剑的基本思想。

横刀是步骑两用刀，分为双手握柄以及单手握柄，造型为直刃。不过用于实战的都是单手刀，双手刀一般都是用于仪仗。高级的横刀柄部以木夹裹铁茎，外缠丝绳，刀首包裹金属饰件，刀柄与鞘均镶金刊嵌玉、裹以鲛革，装饰华丽非常。

今天我们再看唐朝的横刀，会发现它的形制跟日本刀极为相似，这清楚地说明了这二者之间的血缘关系。自公元六年开始，日本人就自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传入了炼钢的技术，此后的又不断地向中原地区吸取制刀制铁的经验。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在朝鲜半岛被唐朝击败，为了向唐朝学习先进的知识派遣了大量的遣唐使，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留学生。其中就有为数不少的刀匠。这些日本的刀匠从中国学去了覆土烧刃，包钢以及淬火的这些技术，他们将这些技术带回到了日本，成为了日本刀后1200年的基本造刀法。当时从唐朝直接流传到日本的刀叫做唐大刀，而当时日本工匠仿造的则叫做唐样大刀。由于唐朝禁止刀剑陪葬，所以保存到现在的隋唐刀剑数量极为稀少，如今保存的最为完整的当属日本正仓院内的唐大刀，非常的珍贵。

不过中国制刀技术在东传日本的时候却发生了一点改变，那就是本来的直刃却变得弯曲了。这是因为“覆土烧刃”的技术极难控制，日本工匠的技术并没有学到家，以至于造出来的刀型严重弯曲，所以现在的日本刀绝大多数都是弯曲的。

当时的横刀不但是军队普遍的装备而且并不属于政府管制的物品，在市场上也有出售，当时的价格是：
1．镔横刀壹口输石铰 上直钱贰阡伍伯文 次贰阡文 下壹阡捌伯文
2．钢横刀壹口由铁铰 上直钱玖伯文 次捌伯文 下柒伯文（出自小田义久：《大谷文书集成》贰，龙谷大学，1990年，第19页，图版13；）
从这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出制造横刀的材质不同，价格也大不一样。这里的“镔”就是“镔铁”也就是举世闻名的“大马士革钢”，这种钢材质极好，极其适合打造刀剑，用这种钢材加上当时先进的技术打造出来的宝刀无怪乎如此的昂贵，就连最次等的也比最好的钢刀贵上一倍。可惜如今大马士革钢的制造技术已经完全失传，即使现在进行仿制的专家制造出来的大马士革钢的花纹与古代传下来的大马士革钢的花纹大不一样，显然已经不是当时的技术了。

终章

在攻取凉州到张义潮前往长安的近十年时间内，这一段时间张义潮的另一个主要活动就是经营河西地区。内政方面主要是全面恢复唐制，废部落制，重建唐前期在这里实行过的“州－县－乡－里”制。与唐前期不同的是归义军在乡一级还设置了知乡官，负责全乡的政务。乡下虽仍设里，但因里正的许多职权被收到知乡官手里，这使里正在基层政权中的作用比以前下降了。在沙洲城内，归义军还恢复了唐前期实行过的城坊制度和坊巷的称谓。与此同时，张义潮还仿照内地的军政体制，设置了与中原藩镇一样的文武官吏，恢复了相应的一套文书、行政制度。其次，废除吐蕃时期的户籍、土地、赋税制度。按照唐制编制新的户籍，制定新的赋税制度；归义军时期的户籍，除注明人口情况外，还注明了各户土地亩数与分布情况。针对当时沙州荒田闲地较多的特点，张议潮还实行了请田制度，即允许百姓向归义军衙门申请耕种荒田闲地。对于百姓之间自愿对换土地，调整土地位置，官府一般也予以批准。

在重新登记人口和土地的基础上，张义潮还制定了新的赋税制度。根据敦煌出土的文书记载，归义军实行的是据地出税的制度，其地税主要包括地子、官布和柴草三项。地子完全按亩交纳，纳的是粮食。官布、柴草也是按亩交纳的。为什么地税中既有地子，又有官布和柴草呢?这与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河西地区还没有实行货币经济有关。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实行的是部落——将制和突田制，唐王朝的通用货币被废除，主要实行的是原始的物物交换，交换的媒介是实物。归义军政权建立后，由于货币极度缺乏，人们在买卖、雇工、典当、借贷时仍以麦粟、绢帛、布匹等实物计价。从已知的出土敦煌文书看，在交换领域除以麦粟计价者外，以布匹计价者也很多。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时期货币反而不是普遍的交换媒介，在这种情况下，张义潮的归义军政权才将唐朝赋税制度中应交现钱的那部分税收改为征布或者其他实物，因此在今天出土的敦煌文书中保存了许多征收官布和柴草的记载。

与此同时，张义潮还在河西地区大力传播汉族的先进文化：“河西创复，尤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瑥末，雷威摄伏，训以华风，咸会训良，规俗一变”。另外还恢复唐朝服装，推行汉化。很快就使敦煌"人物风华，一同内地"。同时，在吐蕃时期被废弛的各项水利设施也被重新运作起来，张义潮在河西诸州开挖沟渠，并设立专职水利管理人员，使得河西的农业得到了大发展。当时世人赞叹道：“三光咋来转精耀，六郡尽道似尧时。田地今年别滋润，家园果树似玉脂。州中现有十碾水，潺潺流溢满沟渠。必定丰熟是物贱，休兵罢甲读文书。” 对辖区内的少数民族，归义军政权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已汉化者编入乡里，与汉人杂居。吐蕃化较深者部分继承吐蕃制度，仍用部落的形式进行统治，尊重他们的习俗。同时吸收少数民族头面人物参加政权。对于具有强大政治、经济、社会势力的佛教，他们首先废除了吐蕃时期的僧官制度，恢复唐制。并通过削减寺产限制其依附人口的发展，削弱都僧统的政治经济权力，以后又通过控制僧官的任免权使沙州僧官逐渐依附于世俗政权。寺院依附人口的减少导致寺院经济衰落，一些原由寺户上役时从事的工作逐渐被各种租户和雇工所代替，以沙弥为代表的下层僧徒承担的劳务开始增多。经过张义潮的努力，河西诸州的各族民众开始和睦的生活在一起，河西走廊也慢慢回复到了往日的繁荣景象。

咸通八年（公元867年），张义潮在长安留为人质的兄长张义潭去世，已经69岁高龄的张义潮离开沙洲，前往长安为质。这是张义潮兄弟为了表示自己对大唐的忠诚而作出的决定，“先身入质，表为国之输忠；葵心向阳，俾上帝之诚信”。张义潮入朝后，唐朝授义潮为右神武统军，晋官司徒，职列金吾,并赐给田地宅第，可以说给了他很高的礼遇。

张义潮入京后，他的河西职务交给了他兄长张义潭之子张淮深。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八月张义潮卒于长安，享年74 岁，从而结束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公元907年，朱温逼唐末代皇帝哀帝禅位，自登帝位，建国号梁，定都于汴州(开封)，唐朝至此宣告灭亡，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而西域这片苍凉而又雄浑的土地也在默默地等待着下一个大一统的中华帝国的到来。公元1690年，这片充满着黄沙，绿洲，冰山和雪莲的土地上再次出现了中国士兵持戈跃马的身影，而西域也最终被命名为新疆！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临江仙——(明)杨 慎

第十一章

由于此时河西走廊的大多数州县已经处在张义潮军的控制之下，所以这一次的信使团出使长安的行程十分的顺利。唐宣宗接到瓜、沙11 州图籍和张义潮的捷报后，特下诏表扬张义潮等人的忠勇和功勋，诏令说：张义潮“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11 月，唐王朝于沙州建立归义军，统领瓜沙等11 州，授张义潮归义军节度使、11州观察使，管内观察处置，检校礼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食邑2000户，实授300户。拜李明达为河西节度衙兼监察御史，拜李明振为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御史中丞，授吴安正为武卫有差。而作为人质留在长安的张义潮兄长张义潭则被授为金吾卫大将军。

随着瓜、沙、肃、甘诸州的收复及沙州归义军的建立，吐蕃军队节节败退，最后集中于姑臧(凉州) 。凉州是北朝、隋唐以来的河西重镇，唐朝前期一直是横断吐蕃和突厥的河西节度使所在地。吐蕃统治时期，又是统辖河西东部的大军镇驻地。如果凉州仍在吐蕃手里，那么张义潮所提出的收复河西东部及陇右数郡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为了有效地控制河陇地区，张义潮便从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八月率军开始了他东征凉州吐蕃的伟大壮举。当然此时的凉州已经聚集了大批的吐蕃军队，另外还有河西陇右地区败退至凉州的吐蕃军，军力十分雄厚，这导致了凉州战役变得极其艰难。

前面已经说到吐蕃在河西倒行逆施，不但导致了唐人的愤怒，就是吐蕃人也对统治者极为不满。而归义军建立之后秉承大唐传统，对各族人民一视同仁，有力地团结了在河西走廊的各族人民。而这支东征军由汉、吐蕃两族士兵组成，共计7000名士兵。这是一次空前激烈的战斗，归义军“分兵两道，裹和四方。人持白刃，突骑争先。须臾阵和，昏雾张天。”两军对阵之时，归义军人人置生死于度外，“列乌云之阵，四面急攻，蕃贼糜狂，星分南北。”在血腥的死斗中，大唐精神重新焕发了光彩，吐蕃军终于支撑不住，“汉家持刃如霜雪，虏骑天宽无处逃，头中锋矢陪垅土，血溅戎尸透战袄”。汉军得势，押背便追。不过五十里之间，杀戮横尸遍野。”吐蕃军虽然遭到很大的打击，但是毕竟是强悍的敌人，归义军人数少，也没办法一时全部消灭，于是这场残酷的战争足足拉锯了三年。

经过三年的血战，咸通二年（公元861年），张义潮终于一举攻克了凉州。张义潮收复凉州后，即表奏朝廷。于是，“河陇陷没百余年，至是悉复故地”。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唐王朝复置凉州节度使，统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治所在凉州，由张义潮兼领凉州节度使。从此,河西走廊又畅通无阻。当世之时，世人写下这样的诗句来赞扬张义潮：“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在之后的几年时间中，张义潮以瓜州、沙州为根据地，对外征讨，扩大战果，巩固归义军政权对河西的统治。当时，河西地区的形势还是相当复杂：南面的吐蕃还在伺机卷土重来；北面的回鹘也在觊觎着河西这块富庶之地。另外，吐蕃国内，自“尚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诸州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他们纠合在一起，大肆劫掠河西各地。

张义潮在基本没有中央政府军队帮助的情况下，进行了一系列战役。《张义潮变文》直接记述了大中十年（公元856年）至十一年间的三次战役：第一次是吐谷浑王进犯沙州，张义潮出兵讨伐，两军在西同附近相遇，张义潮首战破敌，土谷浑王败逃，张义潮率军乘胜追击1000余里，并大获全胜，活捉土谷浑宰相3人，斩首示众，而后全军高唱《大阵乐》，凯旋而归；第二次是纳职县回鹘、吐蕃抄掠伊州，张义潮奔袭，回鹘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沙洲军大获全胜；第三次是叛乱回鹘劫夺唐朝册立回鹘使王端章，张义潮闻知大怒。由于下文残缺不全，不知结局如何。由此可知，张义潮为了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骚扰、劫掠，仍然进行着非常艰巨的斗争。《张义潮变文》中所说义潮“朝朝秣马，日日练兵,以备凶奴，不曾暂暇” ，就是当时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咸通七年(公元866年) 十月，“拓跋怀光以五百骑入廓州，生擒论恐热，先刖其足，数而斩之，传首京师” ，其余众逃奔秦州，途中又遭到了尚延心的袭击，“吐蕃自是衰绝”。河陇肃清，使唐王朝无西顾之忧。至此，河西地区初步形成了统一局面，“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旧”。唐王朝的势力，已达陇右诸地。

正是张义潮率领的沙州起义及其战果的不断扩大，河西地区才得以克复，使“百年左衽，复为冠裳；十郡遗黎，悉出汤火”。对于他在河西重振大唐声威的业绩,人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四方犷悍,却通好而求和;八表来宾,列阶前而拜舞。北方猃狁,款少骏之蹄,南土蕃浑,献昆岗之白璧。”堪称英雄盖世之功!

第六章

不过在李泌的政治斡旋之下，吐蕃的胜利更像是回光返照。回鹘此时正值极盛，之前的挫败并没有对回鹘造成太大的伤害，回鹘势力很快又卷土重来，与葛逻禄、吐蕃的联合势力在天山东部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仅仅据北庭失陷过了一年的时间，回鹘可汗就向唐朝政府派遣使节，"献败吐蕃、葛（逻）禄于北庭所捷及其俘畜"。显然回鹘人很快又在北庭地区取得了胜利，但是战争的实际进程如何，回鹘最终是否控制了北庭，汉文史籍阈载。《九姓回鹘可汗碑》中的汉文部分大略记载了这次战争的经过，碑文中说，回鹘军队在天可汗（即公元808-821年在位的保义可汗，碑文中记述的许多内容是保义可汗继位之前担任内宰相时的事迹）的率领下对北庭"半收半围"，而后，天可汗又"亲统大军，讨灭元凶，却复城邑。"收复了北庭城。并对北庭的居民进行了妥善安置，"食土黎庶，纯善者抚育，悖戾者屏除"，安定了北庭地区的社会环境，恢复了北庭以东的交通。对照汉文史料的记载，回鹘收复北庭的时间应在公元791年秋季或之前。争夺北庭的最终失利对于吐蕃政权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吐蕃因在北庭战役中伤亡过重，曾向南诏征兵，以作为西域战场的补充。

收复北庭之后，回鹘政权取得了在西域的落脚点。接着回鹘军队再次出征，和唐安西守军里外夹攻，打败了围攻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的吐蕃军队，取得了在天山南部地区的重大胜利。《九姓回鹘可汗碑》第十六行在北庭之战后记叙了龟兹战役之情况，"后吐蕃大军攻围龟兹，天可汗领兵救援。吐蕃落荒，奔入于术。四面合围，一时扑灭。尸骸臭秽，非人所堪，遂筑京观，败没余烬。"于术就唐朝安西都护府所辖于术守捉城的所在地，西距龟兹四百六十里，东距焉耆七十里，这是一次长途追袭。吐蕃军队先败于龟兹，尔后又被围歼于于术城中。北庭、龟兹两次战役的胜利，使天山南北的两个战略要地都处于回鹘势力的控制之下。在回鹘解决吐蕃围攻安西的军队的时候，唐朝政府也没有坐视，在公元795年唐朝也出兵西州，继而将西州光复。

此后。回鹘军队又进一步向西推进到了锡尔河上游地区。碑文中说："（前阈）百姓与狂寇合从，有亏职贡。天可汗躬总师旅，大破贼兵，奔逐至真珠河，俘虏人民万万有余，驼马畜乘，不可胜计。余众来归（中阈），自知罪咎，哀请祈诉。天可汗矜其至诚，赦其罪戾，遂与其主，令百姓复业。自兹已降，王自朝觐，进贡方物，与左右厢沓实力（后阈）。"这里所说的真珠河就是指锡尔河的上游段[《新唐书•石国传》，石国"西南有药杀水（即锡尔河），入中国谓之真珠河，亦曰质河。"《新唐书•地理志》引"安西入西域道"则具体指出，度拔达岭之后"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度乏驿岭，五十里度雪海，又五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热海（今伊塞克湖）。"参见王国维《九姓回鹘可汗碑跋》，《观堂集林》卷20]。"沓实力"则是"踏实力"的别称，是葛逻禄三部之一。

回鹘发动这次战争的原因是被征伐者"与狂寇合从"，而且对回鹘"有亏职贡"，说明回鹘军队征伐的对象在此前曾经一度臣服了回鹘，否则"有亏职贡"就无从说起。但是由于碑文残缺不全，先前臣服回鹘的究竟是哪个部族还不清楚。如果结合上下文来看，上文中"与狂寇合从，有亏职贡"的"百姓"，应该就是在后面提到的"遂与其王，令百姓复业'"的"百姓"。也就是说，虽然碑文中间有缺文，但前后所记的实际是同一事件。紧接着碑文中又说，此后，回鹘所"与"之王又亲自朝觐，与踏实力部等一起向回鹘汗国贡献方物。显然踏实力部这时至少在名义上已经臣服回鹘。总之，全文大意似乎是说：先前已经臣服回鹘的某个部族投靠了与回鹘为敌的势力，终止履行向回鹘朝贡的义务，于是回鹘军队在锡尔河上游打败了他们，又因为其人民祈求，天可汗原谅了他们的叛逆行为，为他们册立国王（或是将原来的国王还给了他们？），令百姓复业。自此以后，这位国王亲自会同葛逻禄踏实力部等一起到回鹘汗庭朝贡。

后来回鹘军队又再次出征，讨伐葛逻禄和吐蕃联盟，"搴旗轿首，追奔逐北"，向西一直追赶到了费尔干纳（原文作"拔贺那"）盆地。在这次战役中回鹘俘获了众多的人民和畜产。葛逻禄叶护兵败逃走，回鹘为归顺的葛逻禄部落另立真珠智惠叶护为主（《九姓回鹘可汗碑》第20行）。

由于回鹘和唐帝国是同盟关系，唐帝国此时虽然力求振作，无奈国力大损，力不从心，不能承受西域驻军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于是于公元803年唐朝将西州让给了回鹘，让回鹘替唐朝把守西边的大门。（荣新江： 《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J]，刘东编《中国学术》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第五章

吐蕃屡屡乘火打劫的行为导致了唐朝举国上下一致的敌视，在休养了数年之后，唐朝于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在宰相李泌的领导之下，针对吐蕃这个巨大的威胁策划了一系列高超的外交活动，以高超的政治素养将吐蕃推入了困境当中。一开始李泌就提出了“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南诏），西结大食、天竺”这样的一个外交方针，此后经过李泌的不懈努力，不久之后，回纥可汗便称臣，与唐和好。贞元四年（788）回纥合骨咄禄可汗遣使迎娶公主，极为隆重。并说：“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回纥就此站到了和吐蕃作战的第一线上。此后又提出：“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白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大食（阿拉伯帝国）在西域为最强，白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在安史之乱之前，由于唐朝控制了西域的绝大部分地方，所以阿拉伯帝国不得不与吐蕃帝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唐帝国这个敌人，可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军队无力西顾；而吐蕃相继攻占陇右、河西、天山南北两路，吐蕃与阿拉伯的关系就开始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由盟友转变成了敌人。德宗贞元二年(786)，唐润州节度使韩晃至长安，上言曰："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以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其近岁以来，兵从寝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者，五六万而已"从中可得知阿拉伯帝国和吐蕃帝国已经爆发了冲突，而宰相李泌将这一切看得非常透彻。

天宝战争后，南诏与吐蕃联合进攻四川，大败而还，吐蕃迁怒于南诏；且南诏归附吐蕃后，苦于应付重税和助兵战守，对吐蕃也已不满。李泌联合南诏的意图刚刚一表露就获得了积极的回应，从贞元四年(公元788年)起，双方即以书信往返商洽。贞元七年（公元792年）唐王朝派南诏旧臣段义忠回南诏洽商。贞元八年（公元793年），剑南节度使韦皋致信南诏王异牟寻，愿同南诏驱逐吐蕃于云岭之外，相互保卫，永为一家。异牟寻与清平官、大军将等密谋大计，一心归唐。贞元九年（公元794年），南诏派使臣由戎州、黔州、安南三路献表，愿归大唐。唐德宗赐异牟寻诏书，下令韦皋派使者到南诏安抚。贞元十年（公元795年），唐节度使巡官崔佐时前往南诏，与南诏王异牟寻会盟于点苍山神祠，立誓言"愿以全部落归唐，辖内各首领永不叛离"。唐册封异牟寻为"南诏"，赐银巢金印"贞元册南诏印"，这一会盟史称苍山会盟。至此唐与南诏40余年纷争化干戈为玉帛，而李泌一手构筑的对吐蕃的世界包围网也宣告正式形成。李泌此人初显身手于安史之乱，后造福于地方，再谋划于朝堂，略施小计就将野心勃勃的吐蕃帝国的威胁化于无形，身历四朝——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参与宫室大计，辅翼朝廷，运筹帷幄，使君臣和睦不猜忌，皇室父子不相残，居功至伟，可以说是中唐第一名相！

此时西域的形势是大食帝国仍然控制着葱岭以西的西域地区；四镇、北庭以及西州还掌握在唐朝守军的手中；吐蕃政权西据伊吾，东有陇右，占据河陇地区，隔断了四镇与朝廷间的联系；而回鹘汗国（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蔼德曷里禄没弭施合密毗迦可汗遣使将回纥的族名改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以后文中通用回鹘这个名称。）则占据了金山以东的漠北草原，并进而左右着北庭地区的局面。

但是在李泌的包围网形成之前，在西域发生了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件，这使得唐帝国几乎结束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经营西域的活动。上文提到过由于吐蕃的入侵阻隔了西域与内地的交通，这时唐朝西域守军与唐朝政府的信息往来以及西域各国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交往都不得不改道，经由北庭，通过回鹘控制的"回鹘道"到达长安。安西、北庭因为不得不"假道"回鹘，所以被迫"附庸"回鹘（据《旧唐书•吐蕃传》），以作为自存之计。但是由于回鹘人"征求无厌"，激起了葛逻禄、白服突厥以及北庭附近的沙陀部落的反抗，葛逻禄、白服突厥勾结吐蕃同进攻北庭。

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冬天，吐蕃军队以葛逻禄、白服突厥作为向导，联合大举进攻北庭。回鹘大相颉干迦斯率军由漠北西进，援救北庭。回鹘军队与吐蕃军队在横口遭遇，回鹘大败，恰好这时颉干迦斯得到了回鹘可汗被暗杀的消息，于是在贞元六年（公元790年）6月撤军返回漠北。失去回鹘的援助之后，北庭很快就被吐蕃攻陷，节度使杨袭古率残兵二千人逃往西州。

同年秋天，颉干迦斯在处理完漠北事务之后，又率领五、六万军队匆匆踏上了西征的道路，谋求夺回北庭。但是回鹘军队又大败于吐蕃，士卒死亡大半，无功而返，（《资治通鉴》记于贞元七年，公元791年，秋）北庭终于完全失陷。与吐蕃联合攻取北庭之后，葛逻禄乘胜取回鹘之浮图川，回鹘震恐，悉迁西北部落于牙帐之南以避之（《资治通鉴•卷233》）"公元792年西州等地也被吐蕃攻陷。北庭之战以后，吐蕃又在贞元七年（公元790年至791年）连续攻陷了于阗、西州（疏勒失陷的具体情况史无明文）。原来由唐朝控制的西域重镇大多都落入了吐蕃与葛逻禄联军的手中。此时只剩下受到重重围困的唐朝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在苦苦支撑，城中唐军为了不让中国在西域的最后一块土地失陷，与吐蕃军死战，城在人在，城陷人亡，全城军民戮力同心，坚守了一年之久，终于没有让吐蕃军把城攻破。（当然对于龟兹还有另外的一种看法，那就是随着北庭的陷落，安西都护府随之移节，转到西州与吐蕃帝国做长时间的拉锯战。不过根据摩尼教的《赞美诗集》内记载，当时的龟兹内北庭大将军节度使，龟兹节度使，拨换的曹侍郎，焉耆的唐副使等均为唐朝官吏，可见即便安西都护府移节了，当时的龟兹还是处在安西都护府的控制之下，直到之后让与回鹘汗国。）

第四章

为了剿平叛军，朝廷从西域抽调了大批精锐部队，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有三支西域唐军被调回内地，除了李嗣业、段秀实的五千安西精兵之外还有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的七千兵马，马磷的三千精兵，三支军队共一万五千人返回凤翔，参加了收复长安的战争，以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战斗力很强的镇西北庭行营。

除了西域边兵之外，唐朝还征发了西域各国本地的军队帮助平叛。《资治通鉴》卷218记载，756年肃宗在征发拔汗那兵马的同时，又使拔汗那"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明确见于记载的有于阗王尉迟胜率领的本国兵马五千（《旧唐书•尉迟胜传》）。另外与拔汗那一起发兵的还有大食等国。最晚到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以前，他们就已经行进到了河西地区（《资治通鉴•卷219》）。到了干元元年（公元758年）秋天，吐火罗叶护乌那多与西域九国首领来朝，请求"助国讨贼"，肃宗派他们赴朔方行营效力[《册府元龟》卷973 《肋国讨伐》，参见《新唐书•吐火罗传》]。如此多的西域国家踊跃为唐廷出力，可见唐朝在西域的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西域边兵大批内调，对平定安史之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势力。

而在西域，我们知道当时主要就是三个国家在争夺，唐，吐蕃和阿拉伯这三大帝国。当时唐朝在西域的兵力大大下降，比兵力下降更为可怕的是朝廷的供应补给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等到了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时，吐蕃军队已经尽陷兰、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占领了河西、陇右的大部分地区（《资治通鉴•卷223》）。看一下唐朝当时的地图我们就知道，中国腹地同西域的那一条窄窄的通道被吐蕃完全掐断，西域唐军与内地的联系终于断绝，此时的西域唐军身处两大帝国的包围之中，又得不到自己国家一丝一毫的帮助，形势之险恶，条件之恶劣可见一斑。可是即使是这样，西域守军依旧不屈不挠，为国家坚守西域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吐鲁番出土的《高耀墓志》（发掘简报见《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有广德四年（相当于公元766年）年号。实际上广德只有两年（公元763-764年），公元765年代宗改元永泰（公元765-766年）。墓志仍然沿用广德年号，说明在公元765年以前就己失去联系，不知长安改元永泰。）

大概到了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左右，西域守军通过种种途径艰难的朝廷恢复了联系，（斯坦因在于阗发现的汉文文书中，有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号。见M．A．Stein，Ancient Kothan，Appendix A：Chinese Documents From the Danda-Uillq，Niya and Ender， No。1）本人估计是通过回纥绕道同朝廷取得了联系。本来已经对西域不报什么希望的唐廷突然获悉西域居然还在本方的控制之下，自然惊喜不已，朝野上下对于西域守军这种舍生忘死的精神感动不已。唐代宗亲自下诏褒奖，并向西域唐军通报内地情况，赞扬他们“不动中国，不劳济师，横制数千里，有辅车首尾之应。以威以怀，张我右掖，凌振于绝域，烈切于昔贤。微三臣（指河西节度使周鼎、安西、北庭都护曹令忠、尔朱某）之力，则度隍逾陇，不复汉有矣（《唐大诏令集》卷116常衮《喻安西北庭诸将制》。据岑仲勉研究（《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104页），此制文下于大历四年（公元769年）至大历七年（公元772年）之间）。”帝国上下对于西域守军的忠诚在感动之余也非常的歉疚，西域虽有"奉国之诚"，朝廷却因"事势不及相恤"，（《全唐文》卷464 《慰问四镇北庭将吏敕书》）实在是对不住这些忠义男儿。

可是安史之乱的后遗症此时在慢慢发作，在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唐朝将领朱泚又发动兵变，占领了长安。唐德宗出奔奉天，情势危急之下无乃遣使向吐蕃请求援兵，吐蕃却想乘火打劫，借机提出以径、灵等四州以及安西、北庭作为交换条件。唐德宗当时也没多想就答应了下来，并且写了《慰问四镇北庭将吏敕书》，预备派沈房、韩朝彩等人前往西域办理交割事宜。拟将西域将士、官吏、僧道、耆寿、百姓等撤回内地，然后将西域交割给吐蕃。令四镇、北庭将士"递相慰勉，叶力同心，互相提摘，速图近路，复归乡井，重见乡亲。"同时"如有资产已成，不愿归此，亦任便住，各进所安"（《全唐文》卷464《慰问四镇北庭将士敕书》）。可是吐蕃虽然出了兵，却根本没有履行诺言，不但如此，甚至还将武功城劫掠一空。朝廷靠一己之力平定了朱泚叛乱之后，吐蕃居然厚颜无耻的要求唐廷履行诺言，割让安西、北庭。唐廷自然不会答应如此无礼的要求，当时的名相李泌就说：“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皆悍兵处，以分吐蕃势，使不得并兵东侵。今与其地，则关中危矣，且吐蕃向持两端不战，又掠我武功，乃贼也，奈何与之？”更指出：“两镇之人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诚可哀怜。一旦弃之以与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国，他日从吐蕃入寇，如报私仇矣。”现在发现的文物资料也证明了沈房、韩朝彩根本就没有去西域，所以西域唐军也并不知道交割西域这件事。唐德宗发布撤军敕书的时间是784年（兴元元年）（据《旧唐书•吐蕃传》），但是在于阗丹丹乌里克遗址中却发现了有建中八年（相当787年）年号的汉文文书，（M。A。Stein，Ancient Kothan，Appendix A：Chinese Documents From the Dandan-Ulliq，Niya and Ender， No。9）唐德宗建中年号只有四年（780一783年），784年改元兴元，785年又改元贞元，直到787年（贞元三年）西域仍在沿用建中年号，说明不知道两次改元的消息。总之，一直到了788年至789年（贞元四、五年）之间，唐朝驻守在安西四镇，北庭、西州的军队还控制着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悟空行记》，参见《宋高僧传》卷3《唐上都章敬寺悟空传》、同卷《唐北庭龙兴寺戒法传》）。

虽然安西军的两员重要将领含冤被杀，但是西域男儿并没有就此在平叛的过程中充当看客，而是继续为国家舍生忘死拼搏。看过本人的大漠孤烟直的都应该知道李嗣业这个人，他是高仙芝当时军中的左右陌刀将之一，在征讨小勃律和与阿拉伯战斗的时候他都是先锋大将，在肃宗灵武即位之后率五千安西兵马驰援朝廷。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

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

老马夜知道，苍鹰饥着人。

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

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

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

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

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

——《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杜甫》

唐朝西域健儿的风采我们今人已经无缘得瞻，但是靠杜甫的诗篇，我们的心中又会浮现出当时的那支大唐百战精锐。

李嗣业来援之后没多久就迎来了一场关键性的大战，是时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九月十三日，朝廷以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统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另有四千回纥骑兵从凤翔出发，二十七日进至长安西。叛军出动十余万相抗衡，双方大战于香积寺（今陕西长安南）北，沣水以东。唐军列阵十里，李嗣业时为镇西、北庭支度行营节度使，为前军，朔方右行营节度使郭子仪为中军，关内行营节度王思礼为后军。叛军知道彼此兵力有差距，于是集中精锐骑兵，倾全力做一点突破，唐军的前军用强弓硬矢也抵挡不住叛军的集团式的决死冲锋。眼看唐军阵型就要被敌人骑兵穿插分割，溃不成军，此时李嗣业单独一人战到了阵前，效法汉时虎痴许褚脱衣徒搏，手持陌刀，独自面对敌军骑兵。巨吼声中，他所立之处瞬间刮起了一片腥风血雨，“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他犹如一尊杀神，硬生生的将敌军骑兵挡在了身前。

西北望，
黄沙漫卷苍茫。
狼烟急，
虏骑猖，
人臣安可坐消亡？

东南望，
山河万里雄壮。
天欲倾，
国有殇，
断头相见又何妨！

相信此时嗣业将军的心境就如同这首诗一般吧，是阿，天欲倾，国有殇，断头相见又何妨？唐军将士见此惨烈的情景，怎会不奋命争先，戮力与共呢？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于是前军之士尽执陌刀、长柯斧如墙而进，所向无前，嗣业先登奋命，所向摧靡。

李嗣业在前面拼死力战的时候，叛军在东面也有伏兵，但是却被唐军先一步发现，于是回纥骑兵先一步将叛军伏兵击溃，然后绕道至叛军背后，与李嗣业前后夹攻，自午及酉，终于大败叛军， “斩首六万级，填沟壑而死者十二三。” 此战后唐军终于光复西京长安。

将军难免阵上亡，嗣业将军最后还是阵亡于平乱的战场上。是时安禄山已经被他的儿子安庆绪谋杀，而安庆绪不敌朝廷军队，一路败退回邺城（今河南安阳），干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唐军誓师讨伐安庆绪，到了十月唐军九大节度使聚集六十万兵马将邺城团团围住。此时安庆绪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了，于是只能派人以让位为条件向史思明求援，于是史思明发兵十三万进行救援，但是在攻下了魏州之后却开始按兵不动。邺城的攻城战一直持续到了干元二年（公元759年）的正月，由于唐军在出征之前没有安排总指挥，于是各路人马各不统属，指挥不灵号令不畅，更有个宦官监军鱼朝恩，于是各将帅心里都在打保存实力的小九九，居然到了城里已经开始人相食的程度还没有打下来。见到这种情况李嗣业不胜其忿，亲自引本部兵马攻城，却被流矢所伤。数日后，疮口快要愈合的时候，卧于帐中，忽然听到金鼓之声，奋而起身大叫杀贼，却使得疮口崩裂血出数升注地而卒。虽然嗣业将军算是死得其所，完成了一个武人的最后的理想——马革裹尸而还。可是本人认为嗣业将军当时走得其实是非常的心有不甘，不能亲眼看到叛军全灭的那一天，正应了一句诗——“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最后这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历时八年之后终于被平定，可是这场动乱对于国家，更主要的是对于此后中国人的精神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安史之乱之后中央对于藩镇的控制逐渐无力化，这直接导致了唐末的藩镇之乱，这样的混乱一直蔓延到五代十国时期。最后宋朝建立后吸取了唐朝的教训，对武人的权力进行限制，但是却矫枉过正，从此中国人尚武崇文的精神中尚武一道就被硬生生的砍掉了。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

——【节妇吟】 唐·张籍

这首看起来是一首情诗，可是请大家注意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这么一句。从这句可见唐代上至豪门富户下到贩夫走卒都以参军为荣，可是到了后世却演变成“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中国人尚武之风的衰落不能不让人痛心疾首。

古朝鲜战史

作者：恶魔之读书者

要谈到朝鲜，就不能不从我国东北辽东的历史追溯，而辽东这个地理名词在不同的时代有其不同的含义，辽东最开始是因为这片土地是离中国九州很远的东方[1]，所以被命名为辽东，这里的辽东的东部界线约在朝鲜半岛的清川江、大同江北部一带[2]。远古时代在辽东和现朝鲜半岛北部这一片广阔的土地上居住着非常多的原始部落，互不统属，都在这白山黑水中繁衍生息着，而这个局面到了公元前13世纪终于被打破，这片土地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有史可查的主人—箕子，史称箕子朝鲜。箕子是纣王的亲戚，一般说是哥哥，有的说是叔父。《尚书》、《史记》等详载其言行，是孔子所称的“殷末三仁[3]”之一。他向纣王进谏而不被采纳，于是箕子披头散发、假装疯癫做了奴隶，并隐居弹琴聊以自慰[4]。由于纣王无道，周朝于岐山起兵，灭掉了商朝。商朝灭亡之后由于箕子的贤名很大，所以周武王亲自向箕子讨教治理国家的道理。而箕子不愧贤良之名，一番回答让周武王很满意，于是就将朝鲜这个地方封赏给了箕子，让他做了这个地方的主人，是为朝鲜候[5]，中华民族的前身华夏族就是在这个时候将自己的统治区域扩展到了辽东。

历经了数百年的时光，周朝王室衰微，中国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均努力扩展自己的地盘，而且不再顾忌周王室，纷纷称起了王爵，身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也不例外，由于他的邻居是强大的齐国，没有办法向下发展，于是只好将脑筋打到了朝鲜的身上，而朝鲜当时也不好惹，依然忠于周王室的朝鲜王也想反过来攻打燕国，来表示对周王室的尊重，虽然要大动干戈的两家当时对彼此的实力有所顾忌，并没有真正的大打一场，但是双方的“梁子”算是结下了，如同一战结束后法国的霞飞将军称凡尔赛和约不过是二十年的停战协议一样，燕国和朝鲜国的和平也不过是一种假象，两者之间战争的爆发是迟早的。朝鲜国由于偏安于东边，与中原各大诸侯国接触不算多，感受不到中原各国变法图强的压力，所以子孙安于逸乐，在国内倒行逆施，国力日渐衰落，而燕国则由于与各大强邻为伴，不得不四处征求贤才，进行变法。随着燕昭王的变法燕国越来越强盛，此消彼长之下燕国终于跟朝鲜国开始了秋后算账，燕昭王派遣名将秦开进攻朝鲜，一路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清川江边，朝鲜国方圆两千里的土地都被燕国占领了[6]，燕国在这个基础之上以现在的医巫闾山为界将整个辽东进行了划分[7]，设立了辽东郡和辽西郡，这也是第二个辽东说法的由来。燕国在新占领的土地上设置官吏，修筑要塞，燕国还将长城一直修到了今朝鲜的清川江畔，而此时的朝鲜国也已经被完全压制到了朝鲜半岛上，再也不能算是强力的诸侯国了。

在燕国与朝鲜的战争中，秦开这位名将功不可没，他小的时候曾经在东胡那里当人质，胡人非常的信任他，他也在当人质的时候努力学习胡人的战法，回国之后便率领燕国的军队进攻强大的胡人，在知己知彼的秦开的率领之下，燕军穷追猛打，将东胡人赶了上千里远[8]，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一代名将。我们现在说起这位名将秦开，估计读者们看着会很陌生，但是一提到荆轲刺秦王中的那位小配角，甚至可以说是丑角的秦舞阳恐怕很少人会不知道，这位在秦王面前吓得差点尿了裤子的秦舞阳正是秦开的孙子，回想起乃祖的风范，“不肖子孙”这四个字真是对秦舞阳最为恰当的评价了。

（三）卫氏朝鲜：汉武伐朝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吃掉大半个朝鲜的燕国最终的命运也是被更强大的秦国吞并，中国迎来了封建史上的第一次统一，但是白璧微瑕，吞并了燕国的秦朝并没有派兵攻占可以称得上是最后一个诸侯国的朝鲜，于是朝鲜就成了辽东郡以外的边界国家。汉朝建国后，因为朝鲜离得远，难以防守，所以重新修复辽东郡从前的那些关塞，一直到浿水为界，属燕国管辖。后来燕王卢绾[9]造反，跑到了匈奴那边。燕国人卫满也流亡于外，聚集了一千多个同党之人，出走塞外，渡过浿水[10]，进入了辽东，他在王险城[11]建都，并自封为国王，并且他还击败了朝鲜的末代王萁准，迫使他继续向朝鲜半岛的东南部逃亡，一直逃到朝鲜半岛上“三韩”民族之一的马韩族中才停下来，并且在马韩中称了王[12]。此时的朝鲜史称卫氏朝鲜，虽然朝鲜依然还叫朝鲜，但是此朝鲜已经非彼朝鲜了。

卫满这个人虽说是叛逃出去的，但是却颇有自知之明，巩固了在朝鲜的地位之后他立刻向汉朝表示了臣服。他跟当时的辽东郡的太守约定做汉朝的外臣，负责保护边塞以外的蛮夷，并且不让他们到汉朝的边境来骚扰抢夺，不阻拦各位蛮夷的首领到汉朝觐见汉朝天子。凭借着和汉朝的友好关系，卫满得以凭借他的兵威和财物侵略、招降他周围的小国，真番、临屯都来投降归属卫满，他的势力大幅度的扩张，统辖的地区扩大到方圆数千里。

就这样朝鲜和汉朝平安的过了许多年，到了卫满的孙子右渠执掌朝鲜国的时候，此时汉朝的皇帝正是那位武功赫赫的武帝刘彻。朝鲜经过两代的扩张，实力已经大大的增强，加上已经过了两代人，作为孙子的右渠对于汉朝的认识已经不像他的爷爷了解的那么深刻了，渐渐地开始不将汉朝放在眼里。不但大量吸纳临近汉朝郡县的汉人，而且不但自己不来朝贡，而且阻挡附近的土著部落对汉朝的觐见。也许大家要问，为什么随意吸纳汉朝的人口也触犯到了汉朝的利益？因为古代不比现在是人口爆炸的时代，人对于古代社会是最为重要的资源，大家《三国演义》相信都看过，诸葛亮六出祁山，在进攻不力撤退的时候总是将要放弃的城市里面的人民统统带走，也是这个道理。汉朝派了使者去朝鲜劝说，右渠依旧不当一回事，我行我素。历朝历代中原王朝对周边国家的态度拿前国足教练米卢的一句话就可以概括，那就是“态度决定一切”，只要藩属国称臣服软，一般来说都会不为己甚，吃点亏也没什么，要是藩属国胆敢公然叫板，那么受到中国的打击就是不可避免的。右渠这样的态度换成汉朝前面几个皇帝倒也罢了，以前主要是修生养息防御头号敌人匈奴，才没那个精力搭理这么一个边境小国。可是偏偏如今是汉武帝君临天下，此时大一统学说正是方兴未艾，这朝鲜国拿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属于秦朝统一时没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大一统也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的，可以说朝鲜正是撞到了枪口之上。

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朝正式讨伐朝鲜，这次讨伐的规模是十分大的，派了楼船将军杨仆和左将军荀彘[13]分率海陆军两路夹攻。看到这里大家也许会对“楼船将军”这个官衔有点奇怪，这个官衔有点像现在的兵种司令，“楼船将军”就是以汉朝水军的主力战舰之一的楼船而命名的。

中国有史可查的水战最早发生在春秋时期，当时吴国的战船最为有名，公元前515年，吴王阖闾[14]以伍子胥为谋臣治吴。在无锡欐溪城[15]建船场，规模大的叫“船宫”，规模小的叫“石塘”，开始发展舟师。吴国的舰队拥有“艅艎[16]”、“三翼”、“突冒”、“楼舡”、“桥舡[17]”等多种舰艇。艅艎又写作“余皇”，是王侯乘坐的大型战船，战时作为指挥旗舰。据古书记载，艅艎船首绘有鹢鸟[18]的图案，有优良的航行性能。水军的主力战舰是三翼，即大翼、中翼和小翼。其中大翼长10丈，阔1.5丈，一般载水兵91人，其中进行远程射击的战斗人员二十六人，划桨的水手五十人，操舵手三人，持长钩，矛，长斧的接舷近战人员各四人，其中包括船长和战斗指挥官，船上的武器装备都有钩、矛、斧各四把，弩三十二张，箭三千三百枝，全套盔甲三十二副。中翼宽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宽一丈二尺，长九丈[19]。伍子胥还把车战战法用于水战，首创了一套水战战法。吴国就是凭借这些战船先后与楚、越两国大战于汉水和太湖，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而且在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吴国还进行了历史上有记载的中国舟师第一次的沿海活动[20]。后来勾践卧薪尝胆，也同样大力发展水军，在越国灭吴的时候战船已经发展到300艘之多，水军已有相当规 模。

到了秦汉时代中国的船舶不断的成熟，水兵已经有了固定的名称就叫“楼船士”。超大规模的水战或水路运输已经出现，如秦朝发楼船士五十万平定百越，汉武帝在攻打朝鲜之前就曾经发楼船士二十万定南越。在武帝时代，以楼船为主力的水师已经十分强大，舰队中配备有各种作战舰只，有在舰队最前列的冲锋船“先登”，有用来冲击敌船的狭长战船“蒙冲”，有快如奔马的快船“赤马”，还有上下都用双层板的重武装船“槛”。当然，楼船是最重要的船舰，是水师的主力。楼船是汉朝有名的船型，它的建造和发展也是造船技术高超的标志。楼船，顾名思义，就是有楼的船，高10余丈，甲板上建楼数层。每层都有防御敌方射来的弓箭矢石的女墙（即矮墙），女墙上开有用作发射弓弩攻击敌方的窗孔。为了防御敌方火攻，船上蒙上皮革。楼船这个庞然大物上还遍插旗幡，刀枪林立，以壮声势。1975年，在广州发掘了一处规模巨大的古代造船工场的遗址，发现了三个大船台，可以同时建造数艘重量达五六十吨的木船。据考证，这是秦汉时期的造船遗址。此外，在今陕西、四川、安徽、浙江、江西等地，也都有秦汉的造船工场。如长安城西的汉朝昆明池造船基地，周长达40里，有时池中有近百艘高大的楼船。楼船上设备齐全，已使用纤绳、橹、帆、楫等。此时中国的船舶不仅仅被大规模应用于内陆的江河湖泊中，而且航海技术也已经走向成熟，秦始皇在四方巡游的时候曾经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航海，到了汉武帝这时候已经可以越渤海过黄海直攻朝鲜半岛了。

应该说此次汉朝的攻朝作战计划制定的很不错，再加上个方面的技术优势，如果切实贯彻了战前的作战计划，拿下朝鲜应该不会花费什么力气，可是偏偏良好的作战计划却在因为人事上面的漏洞导致了这次的战争打得很艰难。

楼船将军杨仆率领五万人的舰队从齐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出发，越过渤海和黄海直捣朝鲜的都城王险城，而左将军荀彘率主力陆军从当时汉朝的辽东郡出发，强渡清川江进攻王险城。朝鲜王右渠一看大事不妙，不过他现在后悔也迟了，因为知道和汉军野战不可能胜利，于是只好仗着朝鲜的地势，凭险拒守。

此时左将军荀彘手下有个叫多的军官作为先头部队，率辽东郡的士兵首先进攻，可是战况却十分不利，多率领的军队被打败，他自己逃了回来，可惜军法无情，多回来以后依然被处以了极刑。此时楼船将军杨仆率领的七千齐地[21]士兵作为先头部队先一步到达了朝鲜的都城王险城下。楼船将军杨仆的水军是偏师，本来应该是配合左将军进行作战，但是却为了抢功，不顾敌我数量悬殊，擅自进行攻城，结果朝鲜守军看到杨仆兵少，出城迎击，汉军虽然背水而战，但是杨仆毕竟不是韩信，寡不敌众之下终于被击溃，杨仆本人也随败军逃入山中十余日。虽然如此，汉军整体实力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损伤，杨仆虽然兵败，但是士卒并没有被朝鲜军队杀伤很多，在山中杨仆又将败兵收拢了起来，再加上后续主力部队的到达，楼船将军杨仆再次向王险城挺进，不过这回他不敢再次冒进，开始步步为营，小心谨慎的进军。

而此时左将军荀彘率大军强渡清川江，企图从西面直攻王险城。而朝鲜军死守清川江，两军就在江上大战，朝鲜守军隔岸而守，能够半渡而击，地理优势明显，汉军虽然强悍，但是一时也没办法击溃守军，朝鲜战局陷入了一种僵持的局面。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汉武帝派了使者卫山挟兵威劝朝鲜王投降，这样的行动拿到现在来说就是以武力相威胁。这样的威胁朝鲜王右渠可再也不敢等闲视之了，马上做出姿态说是要投降，还要派出太子携带大量马匹和军粮到汉朝去谢罪，说得卫山是心花怒放。可是卫满家族在朝鲜经营数代，哪里是说投降就投降的，其实之前的一切都不过是麻痹卫山用的，其实是让太子带了一万多士兵借着投降的由头想搞偷袭。卫山是文官当时没看出来，可是左将军是武将，察觉到了不对劲，投降就投降，居然个个携带兵刃，全副武装，这哪里像个投降的样子？于是他将这个怀疑跟卫山一说，卫山也觉得不对，于是令太子的随行人员不准携带兵刃，以防不测。这道合情合理的命令一下，朝鲜太子立马知道计谋败露，于是借着这个由头退回了城内。卫山最后还是没能完成劝降朝鲜的任务，因此获罪被杀。

汉军在清川江与朝鲜守军相持不下，左将军见强攻并不能奏效，于是他乘着朝鲜守军注意力被吸引住的时候派军队从清川江上游渡河，击溃上游朝鲜守军，然后两路夹攻终于击溃朝鲜西路守军。左将军荀彘乃驱军急进，迭破数险，直抵王险城，围攻西北两隅。而楼船将军的部队也顺利进至王险城，围住了南边一角。

此时朝鲜都城被团团围住，应该没什么戏好唱了，可是朝鲜方面偏偏还是能够玩出花样，这次的问题就出在本人上面提到的人事上面的漏洞上。此次作战汉朝派出了两个将军，可是这两个将军却是平起平坐的平级官员，皇帝没有任命谁是总指挥，俗话说“蛇无头不行”，可是这蛇要是有了两个头也是同样的麻烦。楼船将军杨仆曾经在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年）和伏波将军路博德讨伐过南越相吕嘉，当时杨仆率先攻至番禹城下，奋力攻城，结果敌人全部跑到没怎么攻城的伏波将军路博德那里投降了，一场大功劳平白让路博德得了去。此次楼船将军杨仆吸取了在番禹城的所谓“教训”，反其道而行之，对于左将军合力攻城的要求每每视若无睹，完全不肯配合，幻想着朝鲜人能向他投降。而朝鲜守军也看出来了杨仆的心思，假装要向杨仆投降，却将兵力全部调去防守左将军的攻城部队，导致王险城打了几个月居然都没打下来。

左将军荀彘可不是楼船将军杨仆心里的蛔虫，杨仆心里的这个小九九他看不出来，于是本该轻松拿下的仗打成这样，心里不免开始怀疑杨仆有反叛之心。这时候由于王险城久攻不克，两员主要将领又不和，汉武帝终于有点意识到了人事安排上面的失误，就派了济南太守公孙遂担任钦差，他拥有上次作为使者的卫山不具有的独自专断的权利。公孙遂一到前线，左将军荀彘就把情况如实地和公孙遂说了，并且把他对楼船将军杨仆的怀疑也同公孙遂讲了，公孙遂也同意左将军的看法，于是用汉武帝所颁的符节召唤楼船将军到左将军的营里来议事，当场就命左将军麾下的士兵逮捕楼船将军，同时合并了他的军队。此刻两军合兵一处，军令统一，左将军荀彘遂将全城围住，四面猛扑。这一下朝鲜人没了指望，再想耍什么计谋也不行了，汉军真正横下心来攻城，朝鲜人就吃不住劲了。于是内部开始分裂内讧，朝鲜的大臣路人，韩阴，与尼溪相参，将军王唊等，共同谋划投降。可是朝鲜王右渠不从，于是路人，韩阴，王唊，开城出降。尼溪相参，号召党羽，刺杀了不肯投降的右渠，献首汉营。这时汉军正要率军进城，不意城门又闭，朝鲜将军成己，婴城拒守。荀彘使降人招谕守兵，如再抗违，一体屠戮，守兵相率惊惶，共杀成己，一齐出降，卫氏朝鲜就此灭亡。在这块地方汉武帝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22]，真蕃四郡[23]，朝鲜半岛此时一分为二，北面为中国所有，南面是朝鲜半岛马韩、辰韩和弁韩（也称弁辰）这三韩的活动范围，其分界线，居然与如今南北朝鲜的三八分界线相差仿佛，让人不得不感叹历史的奇妙。从此朝鲜北部一直在中国的统治之下，从两汉到西晋，历时三百余年的风雨飘摇而不倒。

参考资料：

《汉书》 班固

《史记》 司马迁

《资治通鉴》 司马光

《三国志》 陈寿

《新唐书》 欧阳修

《旧唐书》 沈昫等

《后汉书》 范晔

《高句骊疆域沿革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　王冬芳

《辽东设郡县考》 程妮娜

《关于“辽东”的考辨》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1期　刘子敏

《中国古代交通》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

《盐铁论》 桓宽

明清火器的迷思

文章要厚积薄发，这句话果然不错，此文也是与音速论坛的黑甲等大辩论之后的产物，当然一家之言未必就是真理，但是恶魔自认还是贴近事实的。

在我的浅谈明朝的火器,海战与车战一文中，恶魔肯定了明朝火器的发展是符合时代进步的，但是国人普遍喜欢走极端，肯定了明朝，那么否定清朝便再所难免，于是开始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观点，满清凭借弓马入关，所以在以骑射为本的国策之下对火器不思进取，导致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云云，于是满清再一次成为万众唾骂的对象，满人也再次成为千古罪人，但是事实果真如此么？让我们从历史事实中寻找真相。

让我们先看看明军的火器装备表：
全營兵力：步兵3600人(全配火器)；
騎兵1000人；
　　　　　　　炮兵400人(管理野戰重炮及大連珠炮)；
　　　　　　　共計官兵5000人。
裝備火器：霹靂炮3600杆(步兵火銃)；
　　　　　　　合用藥9000斤；
　　　　　　　重八錢鉛子90萬個；
大連珠炮200 杆(多管火銃)；
　　　　　　　合用藥675 斤；
　　　　　　　手把口400 杆(炮兵防身用手銃)；
　　　　　　　盞口將軍160位(野戰重炮)。
孫承宗編煉的車營資料(標準車營)：
全營兵力：步兵3200人；
　　　　　　　騎兵2400人；
　　　　　　　輜重車夫512人；
　　　　　　　各級軍官，侍從，傳令，雜役515人；
　　　　　　　共計官兵6627人。
　　裝備火器：槍1984枝，
　　　　　　　其中鳥銃256枝；
　　　　　　　3眼槍1728枝；
　　　　　　　大小佛朗機共256挺；
　　　　　　　各種火炮(紅夷，神飛，滅虜等等)88門。
裝備車輛：偏廂車128輛(戰車)。
　　　　　　　輜重車256輛。
按理来说，这样的火力配置，即使不能够取胜，自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可是明清交手之下，只要是野战，明军十有八九是全军覆没，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拥有武器，人员，资源优势的一方，在几十年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打败仗，而且一旦失败就是全军覆没，这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当中这样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要知道冷兵器时代要全歼敌人的难度可要比热兵器时代的难度大得多。一般历史研究者都将这些原因归罪于明朝政治腐败黑暗，将领无能之类，这些大的方面恶魔不想多谈，只是想就明清野战的具体战术方面做出具体的分析。

最先是抚顺之战，明清的第一次大规模野战爆发，对阵双方为广宁总兵张承荫的万余援军对努尔哈赤的两万清军，时明军分三处据险、掘壕、列火器安营。张承荫企图以3营分进的方式与后金决战。二十一日，双方激战于抚顺关东边外。后金兵冒死陷阵，战不多时即将明军三大营层层围困。明军不能敌，右营游击刘遇节率先逃走，各营相继溃乱。后金兵随后追杀，明军死伤无数。总兵张承荫及副将、参将、游击、千总、把总等官共50余人阵亡。后金军追杀40余里，歼明朝援军十之八九，获战马9000余匹、盔甲7000余副，其它器械无算。这场仗似乎就是一场魔咒，以后的明军野战，几乎统统是按照了这场战斗的模式一场场地输掉。

接着就是众所周知的萨尔浒大战，首先就是被世人诟病的分兵四路，分进合击。对照上面的抚顺之战，有没有看出什么相同点？不错，明军又开始模式化的分兵，搞什么分进合击，总帅杨镐犯这个毛病，手下将领接着犯，如同传染病一般。首先是抚顺路主将杜松，他到达萨尔浒之后，立马分兵为二，自己亲自率领一部进邸吉林崖，攻打界凡城。而另一部则在萨尔浒山下据险、掘壕、列火器安营。然后是开原路主将马林，听到杜松被全歼之后，立刻将军队一分为三，也是分三处据险、掘壕、列火器安营，真是想方设法地将自己的军队分散，给对方各个击破的机会。最后明军四路大军落得个三路被全歼，明军文武将吏死亡三百一十余人，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丧失马、骡共二万八千七百六十余匹的结果。

再然后就是被明人评价为凛凛有生气的浑河之战，这场野战其实是包含在辽沈大战的大框架之内进行的，总兵童仲揆,陈策,副总兵四川石柱都司秦邦屏，游击周敦吉等知道清军逼近沈阳，于是率万余人援救沈阳，可是走到半路沈阳就失陷了，明军将领都很有气概，皆
愤曰：“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于是还是要将沈阳夺回来。有此气概当然是好事，可是之后明军又像中邪一般开始玩分兵扎营的套路，明史载“敦吉固请与石砫都司秦邦屏先渡河，营桥北”这个固字真是让人玩味再三，这说明秦邦屏的本意并不愿意分兵，结果还是被赶鸭子上架。要不是此人最后战死，恶魔还真怀疑他是清军的奸细！最后的结果不说自知，除了之前败走的副将硃万良、姜弼之外，明军再一次全军覆没。

照理说即便是傻子，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也应该有所觉悟，但是明军并不这样，辽沈大战的终幕辽阳大战，明军在辽阳危如累卵，城中“兵不满万”，又“身无介胄，器不精利”，辽东“战将劲兵”，一半损于沈阳之战，一半在各地应援这样的情况下，明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利用努尔哈赤的迟延和失误，飞速征调援军，撤虎皮驿、奉集堡兵回辽阳，五天之内，好不容易凑集了十三万大军。照理说这时应该全军据城死守，结果这个时候明军再次开始犯病，居然又分兵五万在离城五里的教场扎营。结果辽沈全部被占，袁应泰自尽，张铨被俘，不屈而死。

以上种种站例，除了说明明军有分兵的恶习之外，更在战术上面不思进取，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一与敌接战，便是一幅缩头乌龟的样子，一般都是结车而战，更有甚者便是深沟高垒，大挖壕坑，抚顺，萨尔浒，浑河，无不是如此，丝毫不知进取，总是希望对手来送死，而将战场的主动权白白交给了对手。要是说之前的站例都是清军兵力占优势，明军不得不龟缩在车阵中的话，那么后来的大凌河之战明军就完完全全的为了这样不思进取的战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当时清军围攻大凌河城，守将祖大寿率三万死守，清军久攻不下，于是开始围城。而此时明军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等率军四万来援救，此时鉴于形势，清军不得不分兵阻击，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分出两万进行阻截。此时明军人数倍于清军，不思主动进攻，一举击垮对手，而是又开始列阵扎营，等着别人冲击。清军面对这种情况自然不会客气，于是“右翼兵猝入张春营，敌遂败，吴襄及副将桑阿尔寨先奔。张春等复集溃兵立营，会大风，敌乘风纵火，将及我军，天忽雨，反风，复战，遂大破之，生擒张春及副将三十三人。”

如果明军仅仅是一二人如此，那还可以解释是将领无能，不懂战术，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几乎明军将领个个在面对敌军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搞列阵扎营，等待敌军进攻的套路，这么一来问题就大了，到底根源在哪里？我们知道，由于宋朝强干弱枝，武人的实力被大大地削弱了，明朝虽然以宋代为鉴，打死不肯谈判，可是宋朝的重文轻武之风却学了个十足十，尤其爱搞什么文臣行武事，似乎读通了之乎者也的八股文就能无往不利，圣人的一句话顶一万个兵一般，于是历届辽东经略（也就是辽东的最高军政长官），从杨镐到王之臣，居然都是读八股文的进士出身，没有一个是职业武将！他们中间干的最出色的袁崇焕，也不过是勉强维持，没有丧师失地。至于想靠他们反攻，那更是镜中月水中花，几乎没有实现的那一天了。而辽东的局面，也在这些行武事的文臣手里一天天地被败坏下去。这些还只是大方面，战术方面的败笔是受谁的影响呢？这里我不得不举出明朝的两员名将，戚继光和俞大遒，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是正是此二人一手建立的明朝车战战术最终使得明军在战术层面上不敌清军。大家看恶魔的浅谈明朝的火器,海战与车战一文就知道，戚俞两位将军的车战战术最终极的目标是将战车变成有足之城、不袜之马、移动的火炮，集城他的防韧性、战车装载机动性和火炮的杀伤性于一体，使之能攻、能守、能移动。可惜目标是远大的，希望是美好的，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明军所期望战车能达到的目标直到坦克的出现才完全实现，在这之前，明军的战车既没有机动性也没有冲击力，而且还对地形要求颇高，每每遇敌，不是猝不及防，来不及布置好那费时费力的车阵就被打垮，就是只能呆板地结车等待敌人进攻，一旦敌军打开一个口子，那么即便是优势兵力照样会全营崩溃，。并且车是排在第一线拒马的，但是车上面载得却是明军的各种类型的火炮，于是明军的火炮就变成了在第一线拒敌，将火炮放在最危险的地方，如此明军火炮的下场可想而知。明军当时火器通常是一齐发射，线式战术在明军中似乎没有市场，清军很容易就能够用特制防御火器的楯车吸引明军第一波的火器齐射，然后用重骑兵快速冲锋一举摧垮来不及装弹药的明军。即便侥幸击退敌军，根本无法做到聚而歼之，敌军很快就可以卷土重来，大凌河之战便是最好的例子，以优势兵力将清军击退，但是清军立刻重组兵力，再次发起攻击，终于突破一部，全线崩溃。其实在明朝，曾经有过非常强悍的骑兵队，明成祖朱棣五征蒙古，靠的就是强悍的骑兵，可惜可以和关外诸族一争雄长的骑兵在车战战术之下，渐渐地消磨掉了他们的锐气，最终不堪一战。明代历届辽东经略，也只有袁崇焕认识到了骑兵的作用，最后组建了关宁铁骑，试图与清军野外决战，可惜这样的优秀骑兵最终只是在北京城广渠门外惊鸿一现，最后随着袁崇焕的被杀，有的在愚蠢的指挥下全军覆没，有的随着吴三桂归顺了清朝，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清军在辽东与明军不断地战斗的过程中，逐渐也认识到了明军手中火器的威力，虽然明军手中火器的威力，射速与之配套的战术都不行，但是毕竟火器是今后世界发展的潮流，在与持有火器的明军的搏杀过程中，清军自身的损失也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努尔哈赤一代豪杰，自然不会看不到火器的优点，于是清军很快就学习明军，开始了火器的应用。在浑河之战中，由于白杆兵的善战，清军初次的攻击并没有成功，反而损伤不小，于是努尔哈赤紧急调运沈阳城中的城防火炮，对白杆兵的步兵方阵实施火炮轰击，致使白杆兵阵形大乱，全军覆没。尝到了火器的甜头，于是此战后，清军就不断开始完善自己的火器配备并且创出了与明军迥然不同的火器战术。

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1631)，清朝终于在佟养性的督造下铸成红夷大炮， 并在同年就在大凌河之战中用到了它们，此后更由于孔有德軍的归降，不仅让清朝获得了大量的火器，而且更获得了曾经受过葡萄牙军事顾问亲自传授火炮技术的人才。皇太极为了孔有德的归降，居然出郊十里迎接，可见满人对于火器的看重。

清军在同明军的不断征战中，虽然知晓了火器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导致明军屡屡丧师失地的车战战术自然是不屑一顾，而是根据自己优势的骑兵队伍，创造了全新的火器战法。而这种战法，在清朝的对外战争中，不断地成熟并一一地显露出来，而平噶尔丹的乌兰布通之战便是其中最为经典的一场战例。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酋长噶尔丹，在沙俄策动下，率10万骑兵，击败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札萨克汗部。1690年，喀尔喀蒙古三汗部，撤退到内蒙古，噶尔丹以追出喀尔喀部为名，沿克鲁伦河东进，越过呼伦贝尔草原，沿喀尔喀河入侵，6月10日，进抵今日蒙边界乌尔扎会河。康熙闻讯后，组织兵力，亲征噶尔丹，率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为其左路军出古北口，命安北大将军常宁为右翼军出喜峰口。7月，噶尔丹进至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旗一带，与清军常宁部接战，清军首战失利。噶尔丹乘胜长驱直入，南下到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峰下，清廷震惊。康熙积极调整战役部署，命康亲王杰书在归化（今呼和浩特）设防，截断噶尔丹返回新疆的退路；命索额图等率兵驻守巴林，坚决扼守巴林桥。命福全、常宁、苏努、马哈恩等部速向乌兰布统集结，并从京畿、盛京、吉林、西安等地抽调劲旅参战。7月20日，康熙抵波罗和屯（今隆化），福全挥师10万，在吐力根河（滦河的上源）一线扎营。《圣武记》记载：“清军营盘四十座，连营六十里，周二十里，首发尾联结，屹立如山”（今有十二座连营景观）。噶尔丹抢占有利地形，将指挥所设在乌兰布统峰之上，登高临远，临阵指挥，设“驼城”以战，史载：“贼骑十万陈山下，依林阻水，缚驼足卧地，背箱垛，蒙以湿毡，环列如栅，号曰：驼城。士从栅隙注矢发炮，兼施戈矛……”。8月1日清晨，清军与噶尔丹大战于乌兰布统峰下。清军隔乌兰公河，设鹿角枪炮，列兵徐进。日中，双方炮声震天，杀声遍野，进击中清军右翼军被河泥水沼所阻，内大臣佟国纲（康熙舅父）率左翼军循河而上，“猝为贼打中，殁于阵……弟国维率左翼兵，由山腰卷入，蹙袭之”。激战中，噶尔丹军以驼城掩护，发射鸟铳。前锋参领格斯泰飞舞战刀，单骑“直入贼营，左右冲击，出而复入者再”，侦得驼城虚实。于是清军以铁心火炮，子母火炮猛轰“驼城”，“驼城”断为二，打开缺口，佟国维乘势“由山腰绕后横击之，步骑争先陷阵，遂破其垒”，大胜噶尔丹军。

从乌兰布通战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军是多么重视火炮的应用，这次战役的胜利几乎完全是通过火器和精锐骑兵相互配合从而取胜的。清朝的火器与骑兵既能够合力并战，也能够各自为战，野战骑兵制胜，攻坚则靠火炮轰开缺口，骑兵冲击，防守则深沟高垒用火器吸引敌军猛攻，骑兵侧后包抄。灵活而有威力的火骑配合，才打下了清朝偌大的一个江山。

从皇太极开始，清朝就非常重视火器的发展与应用，康熙时代在宫内造办处、景山和铁匠营设立炮厂，所制枪炮专供皇室和满八旗之用，还专门建立了装备鸟枪、火炮的火器营。为平定三藩之乱，康熙特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适应南方地形特点和便于战场上机动使用的火炮。南怀仁“依洋式铸造新炮”，并进呈《神威图说》一书，介绍了西方的制炮理论和方法。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四十余年间，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无敌大将军、金龙炮、制胜将军、威远将军等各型火炮近千尊。不但数量多，而且种类也不少，乾隆二十一年(1756)颁行的《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载有各种火炮共85种，同年的《皇朝礼器图式》中鸟枪，红衣炮，子母炮这三样火器成为了制式武器。清朝关于火器的兵书同样有不少，比如说薛熙撰的练阅火器阵纪，沈善蒸撰的火器真诀解证，王达权、王韬同撰的火器略说，薛凤祚撰的中西火法，陈旸撰的炮规图说 董祖修撰的炮法撮要。可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责怪以明朝后期的火器普遍应用来责怪清朝不重视火器呢？以至于清朝皇帝说的以骑射为本的这句话变成了清朝火器落后的罪证，可是以上的事例已经证明，清朝根本不是不重视火器的，可是为什么清朝末期的火器与世界的差距如此之大呢？这个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国虽大，忘战必危”乾隆后期，清朝疆域已经十分稳定，清朝逼沙俄，平噶尔丹，定台湾，并西藏青海，周围已无敌手，于是文恬武嬉，连骑射为本的祖训也变成“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坠地”火器方面的研制当然也渐渐荒废起来，于是本来在明朝就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中国火器就开始更加落后于世界。可以说清初的鼎盛武功导致了其后凄惨的局面，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沙俄在康熙时代不是争霸欧洲，而是回过头来与清朝争霸东亚，那会是怎样的局面？我相信如果历史是这样发展，清朝的火器发展绝不会仅此而已，中国的火器史也必然会写下更加浓墨重彩的一笔。